刘志荣红而不骄

刘志荣与徐惠民1981年摄于新加坡丽的呼声

　　“耍大牌”，常听人用这词批评一些演艺人员。
　　诚然，有少量大牌确实耍过，但我所接触过的那些经过长时间奋斗而有成就的“大牌”往往不耍，倒是一些一夜成名但充其量只算“中牌”的耍得厉害。
　　这种现象早在三十年前《变色龙》热的时候我就见识过了。
　　那时摄制《变色龙》的丽的电视和本地丽的呼声还算姐妹机构，按说演员们到了新加坡，抽空到丽的亮亮相应是顺理成章，偏有些演员不赏脸。
　　那时多半是夜总会办这些电视艺员过来做秀，本地唱片公司顺便给灌唱片。夜总会方面当然也乐于让所请的艺人多上节目宣传，但一般不强求；唱片公司为了销量，更积极安排。
　　有一次，经某唱片公司安排，两位《变色龙》男女主角答应上我的《欢乐早晨》节目。同事上酒店接时，女的竟不肯起床，无论如何恳求就是要爽约。无奈急请唱片公司老板亲自上门“说情”，这才哄得小姐勉强赴约，但已迟到大半小时，真把我急如热锅上蚂蚁。
　　《变色龙》主角中要数刘志荣最资深，他却偏偏毫无大牌架子。同样是上我的《欢乐早晨》，他准时到达，对人热情和蔼，彬彬有礼，一见如故，侃侃而谈。
　　那次访谈时隔一两年后，我到台北金钟奖会场参观，忽然背后有人用粤语喊了一声“徐监制”。从来没人这样称呼我，何况还用粤语，以为叫的是别人，回头一看，是刘志荣和柳影虹追上前来向我招呼。
　　尽管只是短暂的寒暄，给我留下极其难忘的印象。仅仅一面之缘，刘志荣竟能从背影便认出你，还能记得你的职称，能不教人折服？
　　后来与摄影家老友梁福勇提起此事，他告诉我，刘志荣的父亲刘克宣就曾当他的面提醒儿子：你今天有的面子是许多人给的，一定要记住，千祈别得意忘形啊！
　　刘克宣的好家教确实奏效，在《变色龙》众位主角中，唯独刘志荣的演艺生涯一直持续到前年不幸猝逝。

文／徐惠民

原载2010年6月29日新加坡《新明日报》

马季临时换节目斗急智

马季与徐惠民2000年摄于北京

　　12月20日是我的生日，偏又是马季老师的忌日。

　　2006年的这一天中午接到韩劳达传达的噩耗，马季心脏病突发走了。
　　尽管那正是我忙碌的时节，但出于对马季老师的崇敬，再忙也必须放下工作，与韩劳达结伴往北京奔丧。
　　认识马季老师是在1989年的春季。那时马季和赵炎首次到新加坡参加《春到河畔迎新年》演出。马季把欢笑带给观众，但一些有欠妥善的安排却令他恼火。
　　据马老师晚年的回忆，当时把重点放在同台演出的台湾急智歌王张帝身上，宣传只提到“还有大陆歌星刘欢等”，把他们堂堂艺术家归在“等”里头！张帝独占二楼的化妆间，马季等则在后台坐冷板凳。
　　公平地说，厚此薄彼的责任不在张帝，是接待者惹得马季发火了。经一番交涉才连忙引他们也上化妆间去。
　　张帝以歌曲回答观众提问的表演一如既往的受欢迎，马季心想要是压不过他，这口气争不回来，便临时改用即兴表演的节目《百家姓》，也让观众提问，无论什么字，字头咬字尾，不出十句都能接到百家姓的“周吴郑王”四字上去。结果叫好声不绝，马季这才感到吐气扬眉。
　　除了春节的户外演出，马季、赵炎还到电视台录制《笑一笑少一少》系列节目。由于我任职丽的呼声有所不便，又考虑他们众多拥趸必定日夜围绕，便不去打扰。
　　不料有位丽的话剧组的朋友罗爱甜（后来她成了唐杰忠的女弟子）送了我的一本相声集给马季，他看过之后究竟有何评价我不得而知（后来他给我题词“此处无声胜有声”，也没说是何意。）但主动抽空约见，我这才抓紧机会背了录音机到他们下榻的饭店作了采访。
　　几个月后丽的呼声派我到北京争取主办相声演出，没想到马季竟亲自接机。
　　那时北京正发生“春夏之交那场风波”，为满足我出于好奇的要求，马季陪我和家人往天安门广场兜了一圈，在车上也慨叹了几声。
　　马季安排好说唱团的领导与我洽谈，自己要飞四川演出去。
　　第二天早晨出门时，饭店柜台人员说马季天没亮就来过了，怕打扰我休息，留下个密封的大信封给我。
　　打开一看我怔住了，里头竟塞满了四千元现钞！原来马老师担心我身上没有人民币，让我先拿去花。
　　马季老师对人那样细心那样关照，那样热情那样提携，此所以包括我在内的数以千计的人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他最后一程！

文／徐惠民
原载2010年6月28日新加坡《新明日报》

潘安邦撑伞挡酸雨

潘安邦与徐惠民1982年摄于丽的呼声直播室，
背景恰有甄秀珍海报。

　　潘安邦，这名字从1979年唱红《外婆的澎湖湾》便响亮至今。

　　但这名字对某些“安”、“肮”难分的人来说，叫起来很吃力。即便也是播音出身的原东尼机构主管徐凤林姐（曾鹏翔太太）当年介绍他时也笑称很怕念这名字，咬不清便会念成“潘安班”或“乓肮邦”。

　　以至于后来有人编了句绕口令用作语音训练：“潘安邦擅唱慢板难望发展”。
　　事实上，潘安邦发展得很好，与他同期的校园歌手，惟有他在30年后还与我在新传媒电台重逢。

　　做完节目他留下电话，说有空到台湾找他。说这话的明星太多了，往往是客套而已，到时真要联络上就有诸多理由避而不见。鼻子碰的灰多了，也不很在意。其实出国度假时间有限，也没法见那么多朋友，打个电话问候问候也就够了。不料潘安邦非要到酒店一聚不可。
　　过去也有明星亲到酒店来叙，比如香港的罗嘉良，在咖啡厅里聊上半小时便很有诚意了。

　　潘安邦更够意思，冒雨前来，还劳他撑伞（没法，他个子比我高多了！）同行好长一段路去用餐。我说雨势不大，淋点不要紧，他说这是酸雨，会把人淋出病来，始终不放下伞。
　　提起潘安邦，太太（颜贵娟）问我，可还记得他曾是你的情敌？我故作惊讶地问：潘安邦也追求过你？太太笑答：不是追我，是你和他同时追求甄秀珍！
　　甄秀珍是美女歌星，潘安邦是俊男歌手，我哪有资格当第三者插足？贵娟指的是当年的一出广播剧《心园那朵蔷薇》，剧中潘安邦、甄秀珍和我搞三角恋爱。
　　1985年4月，重返丽的呼声当节目顾问的曾鹏翔大哥，请来了东尼机构旗下巨星录制广播剧，连主题曲都请费玉清来主唱。
　　歌星初次尝试录广播剧，竟当作拍电影或电视剧。甄秀珍演调情戏时，隔着麦克风都把手伸过去轻扣潘安邦口袋，似乎非要这样才能入戏。

　　我心想，轮到我上场时若也这样演法，岂不羡煞旁人？

　　呵呵，想得美，人家是多年交情，我只是做过几次访问，级别不同啊！

文／徐惠民

原载2010年6月27日新加坡《新明日报》

张帝怕误了节目一夜无眠

徐惠民为张帝编剧填词的贺岁专辑

　　任职丽的呼声的前几年，还允许播方言歌，我几乎天天都要穿插几首，好不过瘾。
　　刚入行时，有次正想播郑少秋的粤语歌，我却被告知“不要播”。具体原因不清楚，只听说这位当红的电视明星不赏脸，不来上节目，故而抵制播他的歌。听众发现不对劲，打电话来责问，大家也只能装聋作哑。
　　媒体与明星交恶的事时有所闻。
　　过埠登台的艺人，初试啼声者唯恐不卖座才乐意上节目做宣传，多多益善，充分利用媒体；炙手可热者不愁不卖座就会选择性地上节目，可免则免，不让媒体摆布。
　　但作为一家商业电台，不能请来“大牌”就难以向听众交待。当它还有相当大影响力时，自然要加以制裁。
　　风水轮流转，“大牌”也有放低身段的时候。
　　张帝就是个例子。当年这位急智歌王是以舞台表演取悦观众，不在乎电台禁不禁播他的歌，所以多番邀请他都被推辞。可到了1981年，他的专辑《甘草》出版，我就告诉发行公司宝丽金的市场经理萧斌：虽然我主持你们的特约节目，但张帝长久不来捧场，要打红他的歌就难了。要“解冻”，他应该先来“走动”！
　　唱片公司自然懂得怎么做，张帝终于来了。那天早上九点未到，张帝便现身播音室。见他双眼布满血丝，倚在门边猛抽香烟提神。他苦笑说，自己是夜猫子，不到三四点不上床，要是睡着了早上就起不来，为担心误了上这节目时间，一宿没合眼！
　　当年身处媒体，只想到自己一方的苦恼，以为整得对方就范便觉得痛快；而今从那圈子抽身，设身处地为“耍大牌”的一方想想，多少也能理解他们的难处。人家应酬多、压力大，常熬夜，推掉些没必要的节目也好多休息。
　　张帝除了接受过我的访问，还演播过我编写的搞笑专辑。1989年我撰稿编歌词的《金童玉女贺新年》，由张帝搭配陈今佩灌录，他们说起我编的相声小段来可还挺有味道的。只是，碍于职业身份我不便署名，除了邀稿的风格唱片公司洪俊明老板，连张帝都不知道作者是谁。

文／徐惠民

原载2010年6月24日新加坡《新明日报》

李大傻讲古称大王

李大傻与颜贵娟摄于80年代

　　大约在我七岁那年，大人带我到豪华戏院看了第一部金庸电影，谢贤、南红首次演绎的《神雕侠侣》。杨过、小龙女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走出戏院似乎意犹未尽，恰巧一回到家里，丽的呼声正传来李大傻的讲古声，讲的正是《神雕侠侣》！

　　在那之前，李大傻讲的武侠小说没有引起我这么个小学生的兴趣，但这回他延续了我对杨过、小龙女的崇拜，很自然的追听下去。开了这么个头，李大傻讲古就成了我天天必听的节目。
　　那时装置丽的呼声月费五元，以当年一般人月入百元以下的生活水平来换算，相当于今天上百元，那是十分奢侈的享受了。所以父亲手头一紧，首先就“割”了丽的呼声。其他节目听不到了，唯独李大傻的声音“割”不去，在无线电收音机也一样听得见，新加坡电台乃至马来亚电台都有他的节目。
　　后来我任职于丽的呼声，隔三两天就会见到李大傻来录制节目。那时他已年近古稀，步履开始蹒跚，一头短发全白，爱穿Ｔ恤长裤凉鞋。他为人和蔼，笑口常开，和各部门的同事都有说有笑，大家叫他“傻哥”。
　　李大傻录音时，我曾偷眼他手捧的书本，见上面用铅笔做了不少口语译句，划了不少断句分割，可见他的讲古方式虽不如传统说书严谨，但事先也做过不少功课。
　　八十年代开始了讲华语运动，方言讲古即将失去立足之地，李大傻免不了心怀愤懑。我也感觉方言“时日无多”，赶紧在1982年与他做了个最后的粤语专访。

　　从这次长谈中，我了解到：

　　是马来亚电台的中文部主任施祖贤在1938年发掘了他，并从香港红伶何大傻这名字得到灵感，起了艺名李大傻，且用何大傻以粤曲《旱天雷》填词的《边个话我傻》（谁说我傻）做了节目序曲；

　　1938年“大财库”月薪才45元，他讲一段古就15元，月入60元“认真系好世界”（原话，意为“真是好日子”。）；

　　可是到了1982年，他一段讲古费才20元，四十多年才加了5元，而且没有公积金，“最唔抵呢下啦”（也是原话，意为“最不值就是这个”。）；

　　他于1960左右以《鬼才伦文叙》倒流回香港，让香港听众一新耳目；

　　他最满意也最喜爱的作品就是《神雕侠侣》……
　　1989年李大傻享年77岁离世。

　　1997年我小女儿徐凌就读养正小学，我告诉她，爸爸认识你的一个校友叫李大傻，她听得傻了，谁是李大傻？

　　我大女儿徐冰就认识，因为女婿谢燊杰参演舞台剧《李大傻》，演的正是李大傻的好朋友。我算是和这位讲古大王很有缘了。

文／徐惠民

原载2010年6月23日新加坡《新明日报》

高凌风悔不该耍大牌

高凌风与徐惠民2008年摄于新加坡城市频道直播室

　　我最早服务的媒体不是哪家电台，而是《新明日报》。
　　1979年，朋友李文新任《新明》的广告部经理，便带携我进去当个广告执行员。而公关经理也是我熟悉的“Uncle Chan”——陈邦维。
　　陈邦维知道我当时在丽的呼声兼职，正主持宝丽多（后称宝丽金）唱片公司的特约节目《欢乐歌声处处闻》，便让我“捞过界”，给他的公关部主持歌友会活动。第一个与读者见面的歌星便是高凌风。
　　说起高凌风，他跟我还真有“奇缘”。
　　1974年帮在军中结识的英培安打理书店，经常一起喝酒聊天。有个周末晚和他在白沙浮喝个半醉半醒，想看个半夜场解解闷。就到最靠近的奥迪安戏院，看了白景瑞执导的《女朋友》。
　　这部片子由秦祥林扮演的男主人公名叫高凌风。后来才了解到琼瑶正是根据高凌风的初恋故事而写的。
　　《女朋友》成了我看的第一部琼瑶电影。高凌风唱的《女朋友》、《一个小故事》等也就成了我听的第一组琼瑶电影插曲。没想当三年后，高凌风又成了我第一次采访的歌星。
　　记得那次背着录音器材到酒店采访高凌风，握麦克风的手也不停地颤动。高凌风知道这是我的“童子作”，安慰我别紧张，就当朋友聊天。他也是初到新加坡，听到我对他的故事居然那么熟悉，很快就聊起兴致来了。
　　上面提到，1979年在位于麦波申路新明日报大厦内举办的高凌风《野菊花》新歌发表会，也成了我第一次主持的歌友会。
　　呵呵，我的几个第一次都给了高凌风了！
　　还有，我第一次当面批评的歌星也是他。

80年代高凌风在丽的呼声礼堂接受颜贵娟现场访问

　　前年高凌风做客９５８由邱胜扬和我主持的《城市三人行》，我坦率告诉他，当年我太太颜贵娟在我放假期间代主持《娱乐情报》，他作为唯一的嘉宾竟迟到半个小时，把她急得直跳。高凌风迟到的理由是拒绝乘坐丽的呼声的广告车改装的小客车，非要改派私家车去接，否则不上车、不上节目。
　　事隔多年后我之所以敢于批评高凌风耍大牌，是因为在那之前不久，受了挫折的他公开在媒体上自我批判，悔不该当年风光时趾高气扬。我在节目中当然不放过这话题，他也作了同样忏悔的表白。

　　高凌风听我直言并不生气，连连要我向贵娟道歉，仍热情地与我合影。

文／徐惠民

原载2010年6月22日新加坡《新明日报》

罗文不屑唱“女人歌”

罗文与徐惠民1980年摄于新加坡丽的呼声直播室

　　1980年，罗文第一次在新加坡国家剧场开个人演唱会。我不清楚他是不是第一个在那容纳三千人的场馆开个唱的，但却肯定是我第一次欣赏的流行歌星演唱会。
　　坦白说，当年的我还是偏爱文艺演出，要不是百代公司发来赠券，是不会掏腰包去看流行音乐会的。既然是免费的，就只当是作采访前必要的功课而进场了。
　　罗文使尽浑身解数，唱做俱佳，令人激赏，唱足两小时还欲罢不能，连连“安歌”。感谢罗文，他的一场精彩演出改变了我对流行文化的看法。
　　我对罗文的歌艺是由衷的佩服，因而作起访谈来兴致高，谈得分外投机。他没有一点巨星的架子，此后几乎每次到新加坡来，都应邀上我的节目。
　　直到丽的呼声迁出克里门梭道，搬到惹兰实难顶（忘了正式的译名，只记得同事们用的这个戏称），罗文仍常来做客。
　　有一回和罗文作完节目，同上电台顶楼露天的餐厅喝茶。他的烟瘾不小，我当时也尚未戒烟，一块儿吞云吐雾闲聊。说实在的，在播音室里大家都说些无损形象的话，只有在不面对麦克风时才畅所欲言。不知怎的提到了费玉清，他对费玉清唱片的选歌很不以为然，说他听费玉清唱什么《三年》、《归帆》、《用爱将心偷》等歌曲觉得好不自在，很坦率地说：“男歌手有男歌手的歌嘛，男歌手怎能唱这种“女人歌”呢？”
　　说句心里话，听费玉清唱那些歌，我也觉得怪怪的，但我理解他也是遵公司之命，为的是应市场需求、讨妇女喜欢。可这批评出自罗文之口，却令我大感意外。这之前，罗文曾唱过不少很“骚”的歌，嗲声嗲气得有点娘娘腔，怎么倒不屑别人唱“女人歌”了？
　　不过经过多年的接触，可以感觉出罗文实质上还是阳刚的，有些时期的阴阳怪气不过是配合曲风作表演而已。
　　“人生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2002年10月罗文噩耗传来，不由得使我想起他成名曲《小李飞刀》电视剧主题歌里的这两句经典歌词，为什么癌魔偏偏选中他，只让这位优秀的歌手活50多年？

文／徐惠民

原载2010年6月21日新加坡《新明日报》

刘文正“迟到”中国大陆

刘文正与徐惠民1982年摄于新加坡丽的呼声直播室

　　1985年首次到中国大陆旅游。一天在呼和浩特某个旅游景点忽然传来一阵熟悉的歌声：“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也带来了我的烦恼……”
　　那不是刘文正的《迟到》吗？
　　那时的中国大陆刚开放不久，内蒙古更显落后，在它的街头听到这首歌很感意外。乍听像刘文正的歌声，细听又不太像，上前问那播放磁带的人，原来演唱者叫张行。我说这本是台湾的刘文正的歌，那人从未听闻。后来才了解，人们都以为当时正走俏的大陆歌手张行就是《迟到》的原唱者。
　　当时我心里暗笑，想起一句俗话：“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在那之前，《童年》、《兰花草》、《雨中即景》、《阿美阿美》、《恰似你的温柔》……，多少歌曲在新马港就被刘文正抢先唱红，让原唱者吃了亏，教人恨得牙痒痒。

　　当然，这不能怪罪刘文正本身。当年的新马唱片界的风气就是这样，大家都捡现成的，能红能卖钱的歌都争着灌唱，谁管得了版权、道义。
　　当我值班选播上文提到的歌曲时，通常都播原唱者，而刘文正的歌就偏爱他在宝丽多（台湾歌林）时期的《诺言》、《小雨打在我身上》等，只是东尼机构安排他上我节目作宣传时，那些“口水歌”总要播的。不过，1981年曾鹏翔大哥主管的东尼机构台湾分公司成立，发行的《三月里的小雨》已是原唱专辑，可这年恰逢刘文正约满，第二年回归宝丽金旗下。《太阳一样》、《热线你和我》、《旷野上的人》等歌曲都是从我主持的《宝丽金之声》节目最先介绍给听众。
　　尽管刘文正如同他唱的《迟到》那样“迟到”中国内地，但假如他愿意的话，要在内地掀起狂潮肯定是轻而易举的，可偏偏他在1986年就退居幕后，成立飞鹰公司培育巫启贤、方文琳、裘海正、伊能静等新秀。几年后他移居美国，往日要好的朋友都难得见上一面。连交际都可免则免了，遑论复出登“陆”，据说无论人们如何“情”逼利诱，他始终不为所动。

文／徐惠民

原载2010年6月20日新加坡《新明日报》

沈雁匿迹不销声

1980年徐惠民在新加坡丽的呼声大礼堂主持首次沈雁歌友会

　　1979年，我进入“丽的”工作；恰巧这一年，沈雁“踏浪”而来。我初入行，她初出道；我第一次主持电台的大型歌友会，她第一次在新加坡歌迷前亮相。作为宝丽金机构的特约节目制作人，我最早把沈雁的歌介绍到新加坡来；我也沾这位八十年代青春偶像的光，首度与听众朋友们见面。
　　还记得那时的盛况：只有三百座位的丽的呼声冷气大礼堂竟挤进了六百歌迷，欢声笑语呐喊令年仅十九岁的沈雁乐不可支。不费多大劲，这位有着沉鱼落雁美貌的新星就被捧得红透半边天。
　　往后的几年，无论在宝丽金（代理台湾歌林公司）旗下或转投华纳（代理台湾综一公司），沈雁每回来做唱片宣传，都会与我见面。她也很疼爱我那年幼女儿徐冰，每次来都抱起她合影，还拉她去逛街。
　　刚认识沈雁时就认识了她的经纪人夏春涌。这位夏大哥的口头禅令我印象深刻，几乎三句不离“这不是盖的、这不是盖的！”，似乎总怕人不信他。真不是盖的，当时我就察觉这夏大哥与他发掘捧红的歌星关系十分亲密，不多久便盖也盖不住，他与沈雁坠入爱河已不是秘密。华纳唱片公司的市场经理萧斌曾私下埋怨，公司负责给沈雁的酒店“埋单”，一个晚上就花上几百元长途电话费，可以想象他们之间的情话是多么地绵绵。
　　沈雁是以纯情玉女的形象示人，“小三”（第三者介入）的角色在那保守年代引人非议是意料中事。但情到浓时谁又在乎他人议论？我想，她是准备好为自己的感情付出巨大代价的。
　　本以为沈雁宁可牺牲演艺事业也要苦恋，淡出后该和夏大哥终成眷属，不料她与他并未“修成正果”。后来听闻她嫁给了圈外人，移居美国经营花店，育有二子。据说有人邀请她在颁奖礼上露面，她一口拒绝。
　　沈雁出道仅仅七年便匿迹了。是的，匿迹而已，没有销声，她的《踏浪》、《在这里》、《一串心》、《轻愁》等歌声仍时时可闻。

文／徐惠民

原载2010年6月17日新加坡《新明日报》

江玲与沈雁势“必”两立

江玲抱起徐惠民女儿徐冰摄于新加坡丽的呼声直播室

　　我刚开始广播工作那年，最红的歌星要数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费玉清，可算是四大天王天后。每天值班播歌，准少不了他们的，你要是播了邓丽君没播凤飞飞，或播了刘文正忘了费玉清，就有听众来电表达不满。

　　后来宝丽金捧红了沈雁、江玲，她们也成了势“必”两立，播了沈雁的一定要跟着江玲的，不然又接投诉电话了。
　　说来也巧，沈雁原名周美麟，江玲原名蒋美玲，名字同音，正对应了当年一句流行的广告用词：“美玲、美玲，样样都行！”她们俩也都很行，各凭一张专辑就一炮而红，沈雁江玲简直成了青春偶像的代名词。
　　当时在台湾的“第一夫人”人称蒋宋美龄，这蒋美玲三字不免忌讳，于是便另起个谐音相像艺名叫江玲。一曲《我心属于你》使得无数歌迷的心都属于她。
　　后来。江玲进一步被定型为“小妹”，“小妹头”成了流行时尚，《我的小妹》更成了她的“招牌歌”。提起这首歌，就想起那年正开始禁播方言歌曲，歌中一句闽南语“真水伊呀真水”可就犯忌了。难道只为了这么句歌词就抹杀整首歌吗？我不敢肯定其他电台是否禁播此曲，只知道我自己是照播不误。我曾想过，要是有人过问，就诡辩道：我以为她唱的是“今岁咿呀今岁”。其实播了也没事，有关方面也不是那么毫无商量余地的，这也不敢那也不敢，有时是过度敏感而自我设限。
　　江玲和沈雁属同一类型，又几乎同时走红，难免就有不和的传言，说她们存有心结“后不见后”云云。若是真的也很正常，即便是广播员之间都有嫉妒使坏的，何况歌星？但从后来两人都舍得急流勇退、洗尽铅华来看，她们不像是争名夺利之辈。

沈雁抱着徐惠民女儿徐冰摄于新加坡丽的呼声直播室

　　如同许多歌星那样，江玲也曾热情地说到台湾记得来找我。83年到台北碰到她正忙着搬家，便到她新居参观一会儿。仅此而已，总不能奢望玉女歌星陪你逛街吧？
　　前几年重游台北，一位台湾中央电台的同行告诉我江玲结婚后生了双胞胎，现正经营着幼儿培训园地。他热心地为我联系江玲见面。但这回是我行程短促，没去找她。

文／徐惠民

原载2010年6月16日新加坡《新明日报》

费玉清穿睡衣奔电台

费玉清与徐惠民1982年摄于丽的呼声

　　主持现场直播节目，最怕受邀嘉宾迟到甚至爽约。尤其是早晨节目，人家赖床不来你也不能拿他怎样，毕竟人家没有和你签约非来不可。
　　确实也被放过几次鸽子。这些个不守信用的艺人当然令人反感，往后自然就少给他捧场，对于没有表示丝毫歉意者，干脆全面封杀。
　　对比之下，费玉清就值得称道了。
　　有一次，费玉清说好上我星期日早晨节目接受听众访问，不知道他是忘了还是睡不醒，负责载送的同事在酒店大堂苦候良久不见他下来，只得上楼敲门。费玉清这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一看时间紧迫，他没有梳洗就直奔电台！
　　当费玉清及时出现在播音室，我松了一口气，再看他穿着那种传统竖线条睡衣裤的狼狈模样，忍俊不禁笑出声来。当时他已是大牌红星了，一见面还是连声道歉，谁还会怪罪他？见他对待工作如此有责任感，只觉得他可爱可敬。难怪他在演艺圈的地位长期不衰。
　　费玉清在观众面前总是西装笔挺，唱起歌来总是一本正经，照说应该很注重形象，但他却不避忌说黄段子，起初只道他私底下说，后来发现他公开也照样说得起劲，并且以此而闻名娱乐圈。说实话，在生活中，尤其是在娱乐圈开荤口是平常事，但一般人顾及形象不轻易张扬。费玉清则不然，唱歌归唱歌，说笑归说笑，截然不同的角色随时转换。
　　不久前，费玉清上邱胜扬与我一同主持的《城市三人行》。节目开始前叙叙旧，不知怎地提到看不同地方的电视剧，我随口开了个双关语的玩笑，他哈哈一笑，我告诉他那玩笑我是不会在广播里说的，因为说出来少不了挨骂。不料他倒马上就在节目中套用上了：
　　“我平时少看日剧、韩剧，我比较爱看洋剧……”

文／徐惠民

原载2010年6月15日新加坡《新明日报》

凤飞飞受访自拟内容

凤飞飞手迹

　　歌星的手迹我只留存一张，歌星的立体照我只拍过一张，都是凤飞飞的。
　　那留在标准稿纸上的手迹，是凤飞飞接受我一次采访前作的提要。那已不是我第一回访问她，当年她在宝丽金旗下，我作为该公司特约节目的主持人已访过她，记得还是背个笨重的录音机上酒店房间做的。那次她到万金夜总会登台，只能在午夜时分抽空接受采访。第一印象就是她没有架子，口才又好。
　　而留下手迹的这一次，是她亲自上丽的来。
　　凤飞飞对新唱片的宣传毫不马虎。她在开始和我录音之前，要来稿纸，先与我商量要提哪些问题。她亲笔列出了：

　　问候，来新目的；

　　第一个问题，多久未来新演唱；

　　去年专辑；

　　问歌曲反应，如何来信告知；

　　最早期唱片数量；

　　帽子如何处理；

　　通常如何设计一套完整的服装；

　　如何表现一曲；

　　歌曲的特色、重点介绍牧羊姑娘；

　　对服装看法与颜色调配；

　　介绍彩色的爱，颜色有故事……。

　　又亲自决定播出歌曲的顺序。说真的，完全让对方主导访谈的内容，这是我仅有的一次。
　　我特意收藏这张手稿，不仅因为从中可以看出凤飞飞对工作一丝不苟，还因为我欣赏她帅气漂亮的字体。

凤飞飞与徐惠民1986年摄于丽的呼声直播室（原为3D照片）

　　1984年，凤飞飞改投新丽声公司，李灵发老板亲自陪她再到丽的作宣传。我在访谈中很自然提到她跳槽的事，一听跳槽二字，她立刻很严肃地答道：“马呀、猪呀转到别的槽里觅食才叫跳槽，这字眼不该用在人身上。”没想到她会如此咬文嚼字，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每当有人提跳槽，我就引用这段“凤飞飞语录”。但跳槽这字眼用来比喻人另谋高就其实并无不可。
　　也就在这次访谈时，我拿出立体照相机与凤飞飞合影。她说还没拍过立体相呢，向前伸出Ｖ型手势来加强立体效果，笑得多么灿烂。

文/徐惠民

原载2010年6月14日新加坡《新明日报》

邓丽君泪洒狮城

邓丽君与徐惠民1982年摄于新加坡丽的呼声

　　在我所认识的巨星中，唯一亲眼见到因受委屈而哭成泪人的，就是邓丽君。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邓丽君与当时的半官方电视台和电台之间闹别扭，起因听说是因拒绝担任某歌唱比赛的评判及表演嘉宾。幸而当年在广播界执牛耳者仍是丽的呼声，要教邓丽君在本地销声匿迹是办不到的。当她发行新唱片需要电子媒体宣传时，就只到丽的呼声。少不了安排上当时收听率最高的现场访谈节目，我在每逢星期日早上主持的《娱乐情报》。

　　宝丽金的公关通知我，当天早上邓丽君从吉隆坡赶回来，将会自个儿来上节目。

　　因为是难得的独家专访，我特地安排几位歌迷到播音室与偶像面对面聊天。
　　节目即将开始，我下楼接受邀的听众和邓丽君。只见已有好几十个歌迷闻风赶来挤在铁栅外喧哗，一旁却有个女孩在掩面哭泣，上前一看，赫然是邓丽君。
　　由于星期天没有其他同事上班，只有印度籍司阍值班。司阍见邓丽君衣着朴素随便——Ｔ恤、牛仔裤、便鞋，就视她为一般意图冒充歌星闯关的歌迷，硬是把她拒于门外。
　　我向司阍说明，邓丽君得以进来之后，含泪对我说出她急得哭起来的原因：“我怕没上你的节目，又让人以为我耍大牌！”
　　节目开始后，邓丽君很快便平复心情，与在场的歌迷谈笑风生。
　　当天傍晚，邓丽君再次来到丽的呼声，又上我主持的另一个现场直播节目——《宝丽金之声》。这回又与那印度籍司阍碰面，邓丽君没有一丝芥蒂，主动与他微笑招呼，倒叫我这位同事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已对他说，这位可是唱一场要出场费数千美金的国际巨星啊，你居然把她整哭了！司阍或许是觉得不可思议，这样一位巨星，怎么这样平易近人，没一点儿架子呢？

文/徐惠民

原载2010年6月13日新加坡《新明日报》